2016年，恰值杜威的《平民主义与教育》正式出版一百周年。百余年中，《平民主义与教育》在中国出现了不同的译者及版本，甚至书名也屡经更易。作为此书最早中文编译本，《平民主义与教育》已然为多数人所忘却，但其在民国时期曾再版十余次，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教育学者将之作为了解杜威思想的重要读物，足以见其开山之功。

    《平民主义与教育》（常道直编译，福建教育出版社）既是杜威在华讲学的历史留存，更是近代中国教育学者的理论镜鉴。1919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受胡适之邀来华讲学。尔后，杜氏在南京、北京、上海、福州、长沙等地讲演，所讲内容大体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然而，杜威在各地的演说大多零散且不乏“应景之作”，加之演说后国人更多的只是“恭维”与“宴请”，未能给杜威太多的时间与机会去深度阐释其教育思想的内涵。与讲演相比，1920年秋至1921年夏，杜威在北京高师担任教育哲学课教员，将《民主主义与教育》作为教材，全面而系统地讲授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现今出版的著作如《杜威五大讲演》《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等，大多忽略了杜威在北高师的讲学活动及其与北高师平民教育社社员之间的交往，其中就包括常道直依据杜威讲学及其思想编译而成的《平民主义与教育》。该书与现今的其他译本相比，特别之处在于编译者“在教室中聆听杜威授课，根据逐日所记英文笔记译出，复就各章中之自然段落加以标题以醒眉目”。从某种程度上说，《平民主义与教育》是一部杜威的在华讲学辑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经日本传入中国，并广泛地影响中国的课堂教学，尤其是五段教学法更是在中国教育界风靡一时。五四之后，杜威的教育思想逐渐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学者乃至教育变革。诚如胡适所言：“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而《平民主义与教育》作为当时杜威教育理论的系统论述，为近代教育学者教育理论修养的提升提供了诸多助益。著名教育家，如徐特立、孟宪承、常道直、赵廷为等人，无不将之奉为圭臬。在《徐特立读书眉批选》中，记载了徐特立先生阅读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各门类的图书。文化教育类图书共十余种，其中就涵括了《平民主义与教育》。此外，1963年，常道直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带外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生时，亦将《平民主义与教育》定为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必读书目。为了让学生深刻领会杜威的教育思想，他还要求将此书与英文原文对照学习。由此观之，《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还可视为近代教育学人理解杜威教育理论之津梁。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幽默地说，所谓经典即是“人人都挂在嘴边，却谁也不去读的书”。某种程度上说，《平民主义与教育》就是这样一部经典，虽然不是没有人读，但仅仅拘囿在少数群体，如哲学、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大多数一线教师之所以不愿去读，一方面是由于杜威的语言本身稍显艰涩，译介之后词汇与句法亦复杂难懂；另一方面作为一本哲学著作，书中的许多概念与理论过于抽象，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也不易理解。与之相比，作为编译本的《平民主义与教育》，文字简明通俗、析理精微、议论警切，使读者能够较快地领会书中大意。诚如编译者所言：“该书原文颇不易读，杂志中时或见有译出之散章零节，每病文难解，即此可见。读者若先读此篇，再读原文，当有事半功倍之效。”

    该书还具有“注重教育研究中核心概念的界定与探讨”，“注意运用举例法解释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与“条理清晰、要言不烦与图文并茂”的优点。不可否认，《平民主义与教育》与原著相比，无论是章节上还是内容上均存在较大差异。该书的语言叙述也遗留着五四时期语言转型的烙印。然而，对于教育专业的学生及广大中小学教师而言，倘若阅读《民主主义与教育》，不妨将之作为参照，将会有所补益。此次福建教育出版社按照1922年原稿的原貌进行了重印，同时对书中的标点、错字以及译名等作了校订，更便于读者去理解和把握书中所记内容。（作者：杨恩来，单位：华东师范大学）